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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希金与屈原之死

PB01010011 高巍

6月4日之夜，一群人在电视里怀念200年诞辰的普希金及他的《自由歌》等激情诗句。一直以来，普希金如拜伦、雪莱、雨果、歌德等诗人一样，是被我所拒绝阅读的。作为现代的中文学生，各种现代主义思潮澎湃而至，也许是潜意识里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崇尚，环境和时代造就血液里流淌的更多的是梦幻，变形、象征和超现实，对主体意识，对纯粹艺术的渴求涵盖了一切。普希金被我排斥了，我认为普希金不属于艺术。而波德莱尔、洛尔伽、埃利蒂斯、艾略特之类却纷至沓来。回想起来，隐约间记得普希金有句：

“相信吧，一切都会过去，

而那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回忆”

其余的，仅知道他对爱情的全身心投入和对“自由”那充满浪漫激情的歌唱，对专制暴政的诅咒，至于如何歌唱，如何诅咒，全然不知毫无印象。除外，留在我记忆里始终不灭的是他对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参与。十二月党人，这个名称，比“普希金”更能激起我的兴奋点。普希金用诗歌激励他们鼓舞他们。就此，我对普希金深怀敬意。有这么一事，十二月党起义失败，刚即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收买人心召回被长期流放的普希金。沙皇问他，假如起义时他在彼德堡，他将做什么，普希金明确回答：会在起义者的行列里! 面对沙皇，这是勇气、正义和狂放的充分体现。一个人人格的体现。不久，他还写了一首诗托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，带到流放地西伯利亚去，在十二月党人中广为传诵。

“……

沉重的枷锁会掉下

阴暗的牢狱会覆亡

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

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”(《致西伯利亚的囚徒》)

诗被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应和，其中一句被革命导师列宁作为《火星报》的刊头题词，《火星报》名也从此脱化而来。这句我记得：

　　“我们惨痛的奋斗不会因此消亡

　　 看星星之火即将燃成熊熊烈焰”

除了爱情，普希金，是革命者，或者说是革命的“号角”。死前普希金曾写过《纪念碑》：

“我所以能为人民所爱

是因为我曾用诗歌

　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

　 在这残酷的世纪”

　 “我歌颂过自由

　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的人们

　祈求过宽恕的同情”

我同意，同意普希金对自己的说法。诗在普希金手里是传达心声并唤起人们的武器。

诗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诗人屈原手里却是郁闷，悲愤的倾诉载体，不是武器，不是号角。今天，6月19日，中国的端午节。也许全世界仅有屈原一个诗人才拥有这么一个节日，一个延续了二千年的传统，一个有十来亿人纪念的日子。有时候我想，那些将粽子洒于汨罗江的人们，他们的良知和峻洁比屈原更光芒。那是我们的祖先，他们创造了屈原和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文化。源远流长。普希金在这里黯然失色。普希金是一个人，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生命，而屈原不是他一人，屈原是一种象征，一种“独立不迁”人格美的综合。“上下求索”精神的汇聚。我们崇尚屈原，并非屈原在楚辞文本上的贡献让后人敬仰。我的感觉是，屈原高贵，深挚的人格力量形成屈原的真正核心，他在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、《天问》等二十五篇诗歌中的瑰奇绚丽而又流动微婉艺术美的创造，是屈原的外晕光环。投江而死，绝非“行为艺术”，而这一行为，正符合他卓然独立，不甘合污同流、以死殉理想的性格和境界，是屈原整个人格的最佳绝笔。没有这一绝笔，有屈原吗？

这么想来，屈原的死倒真有“行为”的味道。区别可能在于，屈原不是为了“死”的行为而去“死”的，也就是说，屈原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。他是非死不可的。他不投江就不是屈原了。他“死”这一行为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屈原，让二千年来的中国人传诵和缅怀。值得传诵，也值得缅怀，每年的端午节很值很值。

而普希金的死值得吗？那个法国佬丹特士调戏他的妻子，用西方当时富有戏剧性的决斗方式来解决冲突。普希金负重伤二天后即死。一切为了一个漂亮的年仅25岁的女子冈察罗娃。我不敢说这是为了爱情，也不全承认这是为了名誉。但是一点是肯定的，普希金不想死，他想的是让对方死。决斗本身也不是行为，是解决手段。普希金的死，让后人知道普希金时一定更知道他的“死”，但这不是普希金的本意。歌颂自由和爱情的普希金不想死时死了，死得值或不值的思考却补充了“普希金”，延续，无可中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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