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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道德经》别解

——从《老子》看经济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

 

PB98000624   

 

 

我一向对中国古典文化很感兴趣,然而哲学是个例外,尤其是老庄哲学。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熏陶,脑子里满是“人定胜天”、“阶段斗争”等等概念,内心里很自然地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完美的哲学,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哲学,所以和它相违背的一切自然都是谬误。然而道家的哲学恰恰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的中国古典哲学,所以还没有接触它时,脑子里便已习惯了对它的批判。历史书上在介绍道家学地,先说老子主张“无为而治”,思想消极,再说它主张“小国寡民”,脱离实际,是个空想家,总之以批判的态度为主。我偶尔也想,为什么这么消极的思想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几千年,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?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缺乏批判能力,抑或是历史书上对道家的评价有失偏颇?上大学以后,随着接触面的增广,我原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点都变得可疑起来,许多坚定的信念也开始动摇,在这种情形下,我开始怀疑两点:一、编历史书的人自己是否真的彻底了解老子的学说?二、即使他们真的了解,他们在历史书上所说的是否是真话,是否为因为某时的政治需要而必须这样说呢?因此,我对道家的批判态度也基本结束了,我打算在一个空闲时候将道家的基本著作读一读,尤其是《老子》,因我觉得,要想对其作出评价,必需先对其深入了解一番,否则没有发言权。《名篇名著导读》这门课的选修,加速了这一进程。在听了那位颇具仙风道骨的老师介绍了《道德经》之后,我感到极其震惊——因为听到了对《道德经》和老子其人的全新诠释,我第一次听说《道德经》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哲学书,第一次听说原来西方社会对老子及《道德经》的评价是那样高,以致于诺贝尔文学将得主赫曼·赫塞说:“西方社会目前所无原则的一切智慧,都存在于这本书中。”虽然这些话我也不全信,但对我的震撼依然非同小可,所以我马上买了一本《老子》来读。读过之后,才知道自己之浅薄,此书之不俗,不愧为几千年来之中华文明经典。细读之后,发现一有趣事实——书中描写的治国之道,对今人来说,也颇具借鉴作用。

老子所谓的“无为”,并非无所作为,而是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的事,这样看来,就不再是什么消极之辞,而是至理明言了。对于统治者,书中一般称之为“王侯”、“圣人”,等等,如果我们将其换为今日之术语:“政府”,将“百姓”、“天下”分别翻译为“人民群众”、“社会经济”,则可以从《老子》书中得到一些奇妙的结论:

 

什么样的政府才算好政府

 

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,战乱频仍,民不聊生,老子对处于水深火烧火热之中的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,针对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加重剥削,他提出要“无为”而治,即要求统治者要顺应“天道”,因为“天之道,其犹张弓欤?高者抑之,下者举之,有余者损之,不足者补这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,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而补有余。”(七十七章),统治者剥削劳苦大众,正是“损不足而补有余”,违背自然规律,必然不能长久。在老子的心目中,一个好的政府应做到“孔德之容,惟道是从”(二十一章),亦即顺应自然规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。他还给统治者的好坏分了等级,《道德经》第十七章说,“太上,不知有之,其次亲而誉之;其次,畏之;其次,侮之。”这里提出的标准, 让我想到了当今的世界。所谓第一等的政府,让老百姓不知道它的存在,这让我觉得这跟今日美国社会很相似。我看了不少有关美国社会的书,也经常在网上看一些文章,几乎众口一词的说法就是,美国社会限制较少,除了纳税的时候,很少能感到政府的存在。很多书上举了例子,我记得其中的一个,大意是说,作者初到美国,买了一辆车,去领车牌照,想问一下有哪些限制,回答是没有,作者不信,直到他看到一辆汽车的牌照竞以“红心”开头,他才叹服。我不是崇洋媚外而宣扬美国有多好,只是点明一下人家的常处,和自己国家对照而已。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,有很多比不上别人的地方,古书上也说: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嘛,想想美国如今在诸方面处于领先地位,而它社会的内部却又和老子所说的“大上”的社会标准如此暗合,我不禁佩服这位智者了。“其次,亲而誉之”,就是说,次一点的 统治者,百姓亲近他,称赞他。这让我想到了建国初年,当时共产党、毛主席声望如日中天,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,然而也正是这段时间,为日后盲目的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,导致了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这样的人间悲剧。“其次,畏之”,意即第三等的政府,让人们对它感到害怕,这使我想到了“文革”中的政府,老子说最后一等的政府是“其次,侮之”,就是说老百姓对这类政府的态度是轻视,这不正是垮台前国民党政府的写照吗?

所以,老子对政府的好坏,有明确的标准。纵观今日中国改革,搞市场经济,最重要的莫过于转变政府职能,其实就是要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涉,而是为经济实体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,譬如说兴修交通,制定优惠政策等等。打个比方,将经济发展比方为运水,那么政府的职能就是在适当的地方挖水渠,引导水向目的地流去,而不是当水罐,直接去提水。这不正是顺应“天道”,进行“无为而治”吗?当我们改革成功,经济在自由竞争下良性发展,自然有市场经济的“看不见的手”去调节它,我们又何必做的太多呢?正是老子所谓的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我自然”(《道德经》第十七章)。当然,适当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,可这并不和“无为”矛盾。因为宏观调控好比挖渠道,也正是为了顺应“水自高而下”这样的自然规律,所以自然就属于“无为”了。

我国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政府成为一个好政府,成为一个高效的政府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样的政府不正是一个“无为”的政府吗?

 

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政府

 

前面提到了“好政府”的标准,所以只要符合这些标准,就是一个好政府,概括起来说,就是“为无为,则无不治”(《道德经》第三章)。所以好政府的唯一标准,就是“为无为”,或“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”,即让百姓自由发展,不加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管制,这些是对政府的总体上的根本要求。就具体细节而言,老子也提及了很多对政府的方法论的要求。

首先,就是要体察民情,制定出符合老百姓实际情况的政策,以老子话说,就是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(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九章),把这一点和改革以来的政策相对照,颇为有趣,开放之初,国家建设资金短缺,鼓励居民存款,如今,为了刺激消费,又连番降息,真可谓“无常心”。

其次,老子说,要“行不言之教”,“功成而弗居”(二章)。“不言之教”,并不是不教育,而是并不在口头上做文章,以实际行动来作表率,让人们在无形中得到感染。“功成弗居”,就是不贪功,不要刚取得一点成就,就说这是谁的功劳,这样只能引起人的反感。老子巧妙地回答了这一原因,他说“夫唯弗居,是以不去”,只有不居功,才能常久。我想起了当年的国民政府,领导中国八年抗战,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,挤身“世界四大国”,废除租界、领事裁判权,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两百年来的最高点,功不可谓不大,然而纵然是这样的大功,由于国民党政府居功心切,很快贪污腐化,不可救药,不出四年就丢了大陆,真是让人心悸啊。

第三,政府要有诚信。老子说:“信不足焉,有不信焉”,意思是说自己的诚信不足,就不会被别人信任。如果一个政府不被人民信任,它的统治又怎能巩固。这和当今朱镕基总理所呼唤的社会诚信不谋而合。只是,要想在社会内建立起诚信制度,首先应从政府自身做起。

第四,根本性的原则要始终保持。老子说: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,意思很明了,说治理国家和煮鱼是相通的,不要经常翻动,这强调的就是政策的一致性。回到现实中,我发现如今的政策算是比较稳定的了,可是回顾一下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基中的大起大伏实在太多,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机会。别的不说,我们的宪法现在已经是第五部了,我们建国才五十年呀。想想有的国家建国两百多年却只有一部宪法,而国家却欣欣向荣,我实在是佩服老子的高见。有人为了保障私有经济的地位,提出修宅,加入条款保护私有财产,岂知若宪法依旧像过去那样频繁更改,即使加入此条,会让企业主感到安全感吗?但原我们的政策真如小平同志所说的“基本国策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”。

第五,政府做事要一步一个脚印,不能贪多,贪快,否则,物极必反。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沉痛的教训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二十四章说道:“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;自见者不明,自是者不彰,自伐者无功,自矜者不长。”当然,这句话并非针对政府而言,这些话是普适的,小对个人,大对画家,一样成立。

以上就是我归纳的五点政府所应注意的事宜,注意到这些事项,实现“无为而治”,也就最终达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的理想境界。也就是政府行使恰到好处的有限职能,引导焕发民间经济的蓬勃生命力,最终使经济健康成长,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。

 

“无为而治”的好处

 

前面我只讨论了有效政府的标准以及如何才能成为这种“无为”政府,然而这种“无为”政府果真好吗?我举出了美国的例子作了部分说明,这是横比;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,我们再来进行纵比一番。说道中国历史的强盛朝代,莫不道“雄汉盛唐”,而这两个朝代也正是道家学说最兴盛的时期,难道其间无必然联系吗?众所周知,汉初国力极度疲乏,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一色的马?,可是在经过西汉政府尊崇黄老学说,推行“不干预政策”以后,区区数十年,情况完全改观,仅仅长安城内就有马数十万匹,而且大家都竞争着只骑雌马,国力雄厚可见一斑。这就是“无为”政策的结果,也为日后反击匈奴,建立不世武功奠定了基础,是汉代兴盛的根本。再说唐代,因为天子姓李,而老子也姓李,唐初就有李渊在山中遇见李耳,李耳说他是真命天子的传说。这当然是统治者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而杜撰的神话,但也的确让道家得以在唐朝盛行,唐初的统治者对百姓剥削比较注意,相继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,“贞观遗风”、“开元盛世”这样的大好局面,使唐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。所以,“无为”政府的好处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
有人说,“无为”是不好的,那就是造土地兼并,扩大贫富差距。我这里要反问的是,没有贫富差距就一定好吗?就像是在吃“大锅饭”的年代,多干少干一个样,这样对那些勤劳的人来说,公平吗?所以说,贫富差距是必然的,也是有好处的,就像一潭湖水如果没有一点波浪的话,终究会成为一潭死水。当然,贫富差距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、否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。可是你能举例说明什么时候“无为”的政府因为引起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而最终崩溃了泥?汉王的衰落是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唐王朝的衰落恰是由于政府太“有为”。不顾事实公理,强行征讨南诏,结果将精锐部队全部葬送在苍山洱海,最终引起了“安史之乱”。拿外国的例子来说,总听说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可我并未见它垮台,反而一天天更强盛,为什么呢?事实上,不均衡是大自然的规律,而且自然界也不会让这种不均衡走向极端。否则,又哪来铁矿,为什么又没有百分之百的铁矿。数学家早已证明,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,两极分化是必然,但这种两极人是有极限的。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稳定值,并且这种分布值是最稳定的。顺应自然的就是合理的,如果有这样一个稳定的贫富差距,又有何不好呢?但还是有人难以接受,说这不合常理,感情上不能接受。这可能是长期受“一大二会”的思想教育熏陶所致,习惯了之后,也就自然会认可的。就像马克思虽然也感叹因圈地运动被迫进城的农民的不幸,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一运动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一样,“无为”即自由竞争的结果,虽然初看难以接受,但或许也正是有中国特色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 

老子的局限性

 

以上说了“无为”政府的种种好处,这种在新社会环境下对老子原话的阐释,可能是老子本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但如果以此来说明以上立论的荒谬,那是难以站得住脚的。《老子》是一本哲学书,其中有许多哲学道理是亘古不变的,这也正是这部书得以千古流传的原因。其最根本的原则具有普适性,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,它的诠释便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我想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·赫塞说的那句“欧洲目前所需的一切智慧,都存在于这本书中,”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道理而发的,难道老子能想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吗?这显然是荒谬的。

老子“无为”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。然而在具体实现这一“无为”的途径上,他却产生了迷悯,其是所谓的“小国寡民”。由于春秋时战乱的、动荡的社会环境,使老子对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同情,但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,还不可能产生出像今日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“无为”政府,所以老子在实现这一理想上,不能向前看,只能向“后”看,再结合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崇古思想,使老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类似于原始社会末期的“小国寡民定局的社会形态上。由于社会发展的规律,这种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虽然老子有其局限性,但他的思想具有正面性的要多的多。直至今天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。本文是我粗读老子之后写成的,里面的错误一定很多,恳请老师批评指正。

 

 

     

 

[1] 《老子·庄子》时代文艺出版社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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